论原始佛教的语言----季羡林（重点摘录）

    我们知道，佛教从很古的时代起就分成了许多派别。各派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经典。现在流传下来的大体上有四类：第一、用巴利文写成的；第二、用其它中世印度文写成的；第三、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第四、用梵文写成的[iii]。这些经典，所属的宗派不同、使用的文字不同、写成的时代不同、保留下来的数量不同、流行的地区不同，不同之点是很多的，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其中有很多篇章是逐字逐句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只表现在语言的特点上。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过去有很多梵文、巴利文学者在这方面方做了不少钻研工作。为了说明问题起见，我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来：?
　　巴利文Suttanipāta 431：?
　　a?umattena ’pi puññena attho mayha? na vijjati｜?
　　yesañ ca attho puññāna? te māro vattum arahati∥??
　　Lalitavistara 261 18：?
　　a?umātra? hi me pu?yair artho māra na vidyate｜?
　　artho ye?ā? tu pu?yena tān eva? vaktum?arhasi∥??
　　Mahāvastu Ⅱ, 238, 17：?
　　a?umātrai? pu?yai? artho mahya? na vidyati│?
　　ye?ā? tu artho pu?yehi katha? tā? māra adyasi‖??
　　第一首诗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第二首和第三首都属于混合梵文的范围，这是语言方面的不同。巴利文是小乘上座部（Theravāda）的经典语言，Lalitavistara（大略与汉译佛典里面的《佛说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相当）是大乘的最广大经（vaipulyasūtra）之一，而Mahāvastu则是属于摩诃僧祗部（Mahāsā?ghika）的超世部（Lokottaravādin）的律。这是宗派方面的不同。尽管有这些不同，但是这三首诗却是如此地相似；除了个别的例外以外，简直是逐句逐字相当。我们只能承认，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里衍变出来的。没有其它的可能。至于这个共同来源是否就是三者之一，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佛典里面，偈颂由于本身易于背诵，所以也就容易辗转传袭。但是这种现象却决不限于偈颂；在散文里面也同样可以找到。??
　　巴利文Dīgha Nikāya[iv] ??
　　Ekodakī-bhūta? kho pana Vase??hā tena samayena hoti andhakāro andhakāra-timisa. Navcandima-suryā paññāyanti, na nakkhattāni tāraka-rūpāni paññāyanti, na rattin-divā paññāyanti na māsaddha-māsā pañ-ñāyanti, na utu-sa?vaccharā paññāyanti, na itthipumā paññāyanti. Sattā Sattā tv eva sa?khya? gacchanti. Atha kho tesa? Vāse??ha sattāna? kadāci karahaci dīghassa addhuno accayena rasa-pathavī udakasmi? samatāni. Seyyathā pi nāma payasotattassa nibhāyamānassa upari santānaka? hoti, eva? eva? pātur ahosi. Sā ahosi va??asampannā gandhasampannā rasa-sampannā, seyyathā pi nāma-sampanna? vā sappi, sampannam vā navanīta?, eva? va??ā ahosi; seyyathā pi nāma khuddamadhu anelaka? eva? assādā ahosi.
　　Mahāvastu（I,339,1~9）?
　　Ime candramasūryā loke na prajñāyensu?｜candramasūryehi loke aprajñāyantehi tārakarūpā loke na prajñāyensu?｜tārakarūpehi loke aprajñāyantehi nak?atrapathā loke na prajñāyensuh｜nak?atrapathehi loke na prajñāyantehi rātri?divā loke na prajñayensu?｜rātri?divehi loke na prajñāyantehi māsārdhamāsā loke na prajñāyensu? ｜māsārdhamāse?u loke aprajñāyamāne?u ?tusa?vatsarā loke na prajñāyante︱︳dharmatā khalu bhik?avo ya? te?ā? satvānā? svaya? prabhā?āmantarīk?a carā?ā? yāvadyenakāma?gatānā?︱︳ayam api mahāp?thivī udakahrada? viya samudāgacchet︱︳sā cābhūd var?asampannā rasasampannā sayyathāpi nāma k?udra? madhvane?aka? evamāsvādo sayyathāpi nāma k?īrasantāna? vā sarpisantāna? vā eva? var?apratibhāso∥?
　　Dīgha Nikāya是用巴利文写成的，而Mahāvastu则正如上面说过的，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但是上面举出的这一段散文，却是这样相似。只要加以分析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v]
　　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是从不同的佛典里选出来的。在同一部佛典不同语言的各种本子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我也举一个例子。?
　　在巴利文Dhammapada（《法句经》）里，有许多偈颂可以在驴唇体（《法句经》）[vi]的残卷里找到。??
　　Dhammapada,27：?
　　mā pamādam anuyuñjetha mā kāmaratisanthava?｜?
　　appamatto hi jhāyanto pappoti vipula? sukha?｜?????
　　驴唇体残卷A′2（p.201）：?
　　apramadi pramodi′ama gami radi ?abhamu｜?
　　apramato hi jayadu vi?e?a adhikachadi｜??
　　把两首诗拿来一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基本上是一首诗，但是字句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关系同上面举的那几个例子是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在佛经里面真是俯拾即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从印度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早于所谓混合梵文和其它俗语；因此，巴利文的本子很可能就是原本，而混合梵文的本子以及其它俗语的本子是从巴利文里抄来的。佛教梵文更是比较晚的，在解释上，不致发生困难。第二，混合梵文的本子、其它俗语的本子，以及梵文本子，都不是从巴利文抄来的。它们（包括巴利文）都来自同源，都是从一个地方抄来的。在抄的时候，巴利文本子“巴利化”，混合梵文本子“梵文化”，俗语的本子“俗语化”；从同一个来源出发，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抛开别的现象不谈，专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的确是最老的，它有资格做其它本子的父亲；因此，第一个解释就对了。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分析，把其它现象也考虑进来，就会觉得，第一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在混合梵文和其它俗语里面，间或有一些语法形式与巴利文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用后来的演变来解释。这就说明，它们不是从巴利文里面借来的，而是从其它一种可能更古的语言里演变出来的；例如Suttanipāta 431的a?umattena是具格单数，在Lalitavistara里与它相当的字anumātra?是业格单数，在Mahāvastu里anumātraih，是具格复数。在这里，巴利文显然不会是共同的来源。根据吕德斯的意见，这三个字都是从一个最古的本子转译过来，而且是转译错了的。原文大概是a?umatte hi，字尾 -e?在这里是体格单数，这种语法现象为后来的译者所不解，因而发生了错误。[vii]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上。把巴利文的Dīgha Nikāya拿来同Mahāvastu仔细比较，或者把巴利文的《法句经》同驴唇体残卷拿来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基本上一致之中，终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说明巴利文不会是来源。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更古的来源。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必须假定在过去确实有过一个原始佛典。其它比较晚出的佛典，不管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用其它印度中世俗语写成的，用混合梵文写成的，还是用梵文写成的，都来自同一部原始佛典。只有这样，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才能解释得通。
　　这一部原始佛典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揣情度理，它应该是一种东部方言。因为佛陀自己是生在印度东部，他一生游行说教也是在印度东部，他的许多大弟子也都是生在这一带。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书面的记录；但是他们宣传教义必须用一种语言做为工具，而这一种语言又必须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所能够了解的。合乎这个条件的只有当时东部的方言。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说，不是这样。多少年来许多国家的梵文学者的研究结果给我们提供了颠扑不灭的铁证。我们现在就先从印度古代语言的发展方向，从方言的分布方面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古代印度东部主要的俗语是摩揭陀语（Māgadhī）。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学家酰摩战达罗（Hemacandra，寒月）在他的《俗语文法》[viii]里列举了摩揭陀语的特点：阳性体格单数字尾是-e（Ⅳ,287），r＞1（Ⅳ,288），s＞?（Ⅳ，288）。这一些语法现象在别的语法书里也可以找到。此外，他还提出了下面两条规则：
　　sa?o? sa?yoge so ’grī?me（Ⅳ,289）
　　s和?，在一组辅音之前，就变为s, grī?ma是例外。
　　??a??hayo? ??ah（Ⅳ, 290）
　　??a和??ha变为s?a。
　　这两条是别的书里面找不到的，我们不拿来做为讨论的依据。[ix]
　　语法学家提出的摩揭陀语的这些特点在古代碑刻里得到了证实。我们拿阿育王碑来做一个例子。阳类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在东部碑刻（K.,Dh.,J.）里，的确是-e，而与此相当的西部碑刻（G.）则作-o。r也的确是在东部碑刻里变为1；譬如rājā（国王）变为lājā；西部方言的ārabhisu，在西北部碑刻（Sh., M.）里是arabhiyisu和arabhisu，而在东部方言里则是ala?bhiyisu和labhiyisu。既然语法学家的理论和碑刻完全相同，这一定就是事实，东部方言的特点一定就是这样子，再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
　　但是原始佛典的语言是否就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呢？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和条件来推断，它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阿育王时代的官方语言是古代半摩揭陀语（Ardhamāgadhī）。大概在阿育王以前很多年北印度的流行语言就是这种语言[x]。耆那教的信徒说，耆那教的始祖大雄（Mahāvīra）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宣扬他的学说的，耆那教的早期经典也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xi]。佛陀同大雄，生值同世，宣教活动的地区又完全一样，很难想象他们俩使用的语言会不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佛陀和他的大弟子们宣传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
　　我们对原始佛典语言特点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假定。原始佛典的语言保留了摩揭陀语的许多特征，像阳类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是-e，r＞1等等。但是也有同摩揭陀语不同的地方。譬如在摩揭陀语里，三个咝音?，?和s都变成了?；而在原始佛典里却同巴利文以及其它西部方言一样，三个咝音都变成了s。这正是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特点。这些现象都说明，原始佛典的语言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比较晚出的巴利文佛典、混合梵文佛典、其它中世印度俗语佛典，以及梵文佛典里面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都来自同源。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手续。由于这些语言在语言形态方面很接近，又因为译者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不见得都很高，所以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的译文都完全正确。无论是在巴利文里，或者是在混合梵文，以及其它中世印度俗语里，都保留下了一些东部方言的残余。这种保留可能是有意的，他们想保留一些原始佛典里的东西；也可能是无意的，他们的语言水平决定了他们会犯错误。无论如何，东部方言的残余被保留下来总是事实。学者们给这种残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摩揭陀语残余”（Māgadhismus）。


我们现在就来分别谈一下这些残余。
　　先从巴利文谈起。关于巴利文的性质问题，多年来学者们曾有过大争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看法。到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它的语法现象同阿育王碑里面的基尔纳尔（Girnār）石刻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基尔纳尔石刻所代表的正是西部方言。所以，巴利文的性质应该说是已经肯定了。
　　但是，在这样一部用西部方言写成的佛典里面，特别是在较古的那一部分里，却明显地有东部方言的残余。这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把这一种现象同我们上面谈到的承认有一种原始佛典存在的事实结合起来看，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巴利文佛典里较古的部分是从原始佛典里“翻译”[xii]过来的。摩揭陀语残余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留下来的。?
　　在巴利文佛典里，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xiii]譬如-e代替-o；pure等于puras；attakāro变成attakāre；bahuke jane pāsapā?ike等于bahuko jano pāsapā?iko。随处都可以遇到的呼格复数bhikkhave（比丘们呀！）也是一个摩揭陀语的残余。r＞1的现象在巴利文里也可以找到，譬如paliku??hita（包起来了），是字头 pali加字根?gu??h，pali等于pari。这种例子还多得很，只举出上面这几个，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都是事实，事实是否认不掉的。装做看不见，它们仍然是存在的。
     不管怎么，佛的语言政策是主张多语言的，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承认。除了sakāya niruttiyā这一句有名的话之外，我在这里还想举出一个例证。《十诵律》卷二十六，《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缩写为大），23,193a：?
　　佛以圣语说四谛法：苦、集、尽、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为二天王以驮婆罗语说法。……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复作弥梨车语。……四天王尽解。示教利喜已，礼佛足而去。
　　
　　那么佛是不是真像上面几位学者主张的那样，自己说多种语言呢？我认为，至少没有可靠的证据，学者们也没能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只能回到一种语言说。
　　（二）如果佛只说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话，那么这究竟是哪一种呢？
　　一个人的“母语”一般是同他的出生地的语言有关。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是在摩揭陀以外的地方。语言从大的方面来看属于印度雅利安语的东北语支。具体细节我们还说不清楚。
         我首先简略地把阿育王石碑的情况介绍一下。[xlvi]阿育王既统治了北印度全部，又统治了南印度大部，他在大帝国境内许多地方树立的柱和碑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组：1、小柱；2、大柱；3、小石碑；4、大石碑。大小石柱和小石碑的铭文都是用阿育王的官方语言――东部方言写成的。
　　在这四组中，大石碑是重要的一组。发现的地点都是在大帝国的边区，在印度的西北部、南部、北部和东部。这些碑的铭文同其它三组不同，共有三种不同的方言。十四个大石碑碑铭已知有八种不同文本，其中有五种，即东部的 Dhauli和 Jauga?a，西部的Sopārā，南部的Yerragu?i和北部的Khālsī，同上面讲到的三组一样，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剩下的三种中，有两种发现于极西北部：Shāhbāzgarhi和Mānsehrā，是用西北部方言翻译成的；有一种发现于西部：Girnār，是用西部方言翻译成的。
　　从上面方言的分布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大石碑铭的语言基本上与当地的方言相一致。在东部使用东部方言；在西部和西北部也都使用当地的方言。从使用字母的情况来看，大体上也得到相同的结论，比如佉卢文就只在西北部使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阿育王碑是能够区分方言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或者在这方面标新立异，那就必然会出现矛盾或者甚至笑话。第二、既然大石碑铭能区分方言，为什么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三个大石碑铭文又使用东部方言呢？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Lüders 等学者提出的翻译说，意思就是，先有一个底本，然后再译成当地的方言。翻译的程度有深有?#092;，根本不译或译得极少的就是上面说到的这三个大石碑。至于底本的语言是什么，看来只能是东部方言，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这同我们上面第二部分第二节中所谈到的释迦牟尼所说的语言是完全一致的。
      


        （一）什么叫“原始佛典”??
　　哥廷根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不同意原始佛典的提法。我觉得，产生意见分歧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对“原始佛典”的理解不同。原始佛典，吕德斯称之为Urkanon, John Brough 称之为Primitive Canon。吕德斯可能是使用这个名词的第一个人，但是他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并没有说原始佛典是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像后世的三藏那样的经典。他有时候也使用Schriften（作品）这个词儿，这可以透露其中的消息。攻击他的人却偏偏扭住这一点不放，岂不是非常可笑吗？如果需要举一个代表的话，那就是 Lamotte。他说，在孔雀王朝结束以前，不可能有canon（经典，系统的经典？），也不可能有三藏。[lxxxvi]这话可能是正确的。但是，难道吕德斯这样主张过吗？参加哥廷根座谈会的学者中也不乏明智之士。比如John Brough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更谨慎的做法是，把‘原始佛典’理解为只不过是一些有潜在能力成为经典的（也就是有权威的）韵文和散文作品，而不使用这个可能暗示经典已经写定或编定的名词。[lxxxvii]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通情达理的。??
　　（二）耆那教经典给我们的启示???
　　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Mahāvīra），根据巴利文佛典的记载，是释迦牟尼同时的人。几十年内，二人在同一地区漫游传教；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二人见面的记载。大雄死于 Pāvā，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四七七年，他活了七十二岁。有人主张，佛活过了大雄；但是这都是一些争论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大家一致承认的结论。在思想体系方面，二人同属于沙门体系，都是反婆罗门教的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二人同出身于剎帝利种姓，宣传的教义基本上相同，甚至绝大多数的术语也完全一样。可见两个教门关系之密切。可是，二者之间却有一点不同之处：耆那教明确地说，它的一派，白衣派的经典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 [lxxxviii]，佛教却没有这种说法。
       （六）汉译律中一些有关语言的数据?
　　最后，我还想引一点汉译律中的资料：
　　《五分律》卷一，大，22，4b：中国语向边地人，边地语向中国人，舍戒。
　　《摩诃僧祗律》卷四，大22，261c：若比丘以中国语向边地说，若以边地语向中国说……得偷兰遮罪。
　　同书，卷十三，大22，337b同。
　　《十诵律》卷四，大23，26b：或啸谬语、诸异国语。
　　同书，卷三十一，大23，223b；卷四十，大22，290a同。
　　《十诵律》卷四，大23，27a：乃至诸异国语，僧与作，驱出羯磨。
　　同书，卷四十九，大23，360a同。
　　《十诵律》卷五十三，大23，392a?b：以中国语教边地人诵，是边地人不解是语，以边地语教中国人诵，是中国人不解是语。……得突吉罗。
　　《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十，大23，622c：中国人语边地人，边地人语中国人，不解，突吉罗。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二，大23，913b：若中方人对边方人作中方语，舍不成舍，若解成舍；若边方人对中方人作边方语，若中方人对中方人作边方语，舍不成舍，若解成舍；若边方人对边方人作中方语，准上应知。
　　以上这些条款，内容是一致的，含义是清楚的：对边地人讲中国话，对中国人讲边地话，都是犯戒的行为。为什么这样呢？我猜想，其基本原因是：佛（还有他的继承人）对语言的态度是讲求实效的，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宣传教义，宏扬大法。谁听懂什么话，就用什么话向他宣传。违反这个规定，对牛弹琴，就是犯戒。语言只是工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这种语言政策从释迦牟尼起，一直到他灭度后极长的时间内，都在执行。佛教之所以能在印度传播，而且传出国外，我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语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