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佛教学者姊崎正治，曾于1910年出版《根本佛教》，首次使用“根本佛教”一辞，指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佛教。大正年间另一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开始分辨根本佛教与原始佛教，广义的原始佛教始于根本佛教，终于部派佛教的形成，狭义的原始佛教则专指根本佛教而言，包括佛陀及其直传弟子（佛陀灭后三十年为止）的佛教。到了昭和年代，驹泽大学教授增永灵凤承继宇井伯寿的说法，于1948年出版《根本佛教之研究》，对于根本佛教教义，予以系统化整理。　　

如果我们将根本佛教只限于释迦生前金口直说的佛法教义，则依增永氏的考察，包括法身偈、无常偈等最古的偈文，以及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法数名目。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与正定）构成三十七道品的主要部分，三十七道品本身则指谓追求智慧而进入涅槃境界的三十七种修行方法。不论是八正道或三十七道品，都可看成属于四圣谛之中的第四谛，亦即道谛。三法印或三相在南传佛教的巴利文圣典，指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与一切皆苦，可以看成四圣谛之中的第一谛亦即苦谛所摄；但在大乘佛教的梵文圣典则以涅槃寂静印取代一切皆苦印，如此三法印的前二者仍属苦谛，而涅槃寂静印则为四圣谛之中的第三谛亦即灭谛所摄。至于十二因缘可以说是构成四圣谛之中的第二谛亦即集谛的教义内容。由是，三法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以及十二因缘等说，全部可以归属苦、集、灭、道的四谛。如此，释迦牟尼的根本佛教教义可用四圣谛予以概括，可见四圣谛在佛法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汉译阿含经典处处载有四圣谛的内容，不必在此一一举出。巴利文圣典最早的记载之中，中部第二十八象迹喻大经有云：“恰如一切动物即一切生存者的足迹为象之足迹所涵摄，而象之足迹以其伟大称为彼等第一，一切善法皆为四圣谛所涵摄，即是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也就是说，四圣谛是（根本）佛教的最胜理法，也是整个大小乘各宗教义的起点或基点。 　　

巴利文圣典所载四圣谛的最早记录之一，据说是如下简单内容：“此即是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约言之，五取蕴是苦。此即是苦集圣谛－－带来后有，喜贪所伴，而随处悦喜之爱欲，指谓欲爱、有爱、无有爱。此即是苦灭圣谛－－即谓无有爱欲残存之灭尽、舍离、解脱、无执著。此即是苦灭道圣谛－－即谓八支圣道，乃指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而言。”依照著名的《良医经》的解释，四圣谛的次第有如良医先知病情（苦谛），寻出病源（集谛），而后对治（灭谛），最后想出对治的具体办法（道谛）。　　然而我们有否充足的文献去证实，四圣谛构成根本佛教的主要部分，实系释迦金口直说的呢？战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新一代专研巴利文圣典以及有关最早佛教文献的学者们，通过极其严密的文献学考察，开始怀疑完整的四圣谛已在释迦生前出现。譬如中村元教授在他所译的《尼波多经（Sutta－nipata）》书末解说之中提到，此经所载释迦的说法，虽常使用“sacca”（真实、真理）一辞，却与四谛无关。中村氏进一步说，此经代表原始佛教发展以前的最早期极其简单朴素的佛教，毫不涉及烦琐或系统化的教义教条。释迦依其独特的宗教体验，很直截单纯地讲说我们应走的路向。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特殊宗教的开山祖师，而他周围的修行者团体也只坐在树下或石上，或于洞窟冥想，如此过著简素的生活。那时大规模的僧院（精舍）生活还未开始。这样说来，完整的四圣谛是后来结集开始之时，才有系统地整理出来的，情形如同耶教圣经，在耶稣死后两三百年才逐渐形成定型的经典。如用我那“创造的诠释学”五大层次予以说明，则可以说，在第一“实谓”层次我们无法断定，四圣谛铁定是佛陀的金口直说。据此，不但“大乘非佛说”是无稽之谈，以四圣谛为永恒不变的佛法而不许种种诠释可能性的小乘佛教独断论调，也决经不起佛教文献学与诠释学的考验。

　　不过，我们即使在“实谓”层次暂且假定，整套完整的四圣谛说确系释迦金口直说所成，我们还得更上一层，在“意谓”层次探索佛陀金口直说四圣谛的原意（The intended meaning）究竟是甚么。我们知道小乘佛教很“忠实”地执守信奉四圣谛，当做佛陀金口直说的永恒理法，亦即惟一佛法真谛，而不许像后来大乘佛教各宗那样，采取较自由而有伸缩性的理解诠释，更不许擅自贬低此一真谛的神圣地位。从小乘佛教观点来看，大乘佛教自龙树的空宗以来，视四圣谛为世俗谛而非真谛（或称胜义谛），且龙树之后大乘各宗产生种种根本佛教乃至原始佛教原来没有的，超越四圣谛的种种新说，有违佛陀金口直说的原先用意，因此大乘实非佛说，不是真实的佛教。

　　我们如在“意谓”层次也暂且假定，历史上的佛陀所宣说的四圣谛，有其佛陀自己原原本本意向著的客观旨意或义理，则此原意或“客观”义理究竟是甚么？